石雪怡｜“教育2030”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动力、策略和行动

【摘要】为应对国际社会对教育信息化的迫切需求，充分利用自身在促进教育信息化和牵头落实“教育2030”目标上的比较优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向全球发出“使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2030”倡议，并提出兼顾教育信息化国际标准制定和国家能力建设、构建贯穿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加强新冠疫情下的教育领域技术创新和教育信息化循证决策三大倡议推进策略，对应采取了“内外联动”紧扣国际标准打造教育信息化本土化促进方案、以青年信息技术教育为杠杆高效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加速构建技术赋能的有韧性教育系统、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教育信息化全球数据库四类具体行动。然而，UNESCO与教育信息化的多样化利益相关主体间存在张力与制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国家和地方层面干预措施的成效。这些发现能为“教育2030”目标落实任务日渐紧迫下UNESCO教育信息化推进模式的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教育203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组织

一、引言

以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全球普及为开端，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简称“信息技术”）在教育各个阶段和教学的方方面面起着日趋关键的作用（UNESCO,2019a）。作为联合国在教育领域的领导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便以提升教育公平、质量和相关性为目标，在各地开展教育信息化（ICT in education）的促进活动（UNESCO,2019a,2022e）。2015年5月，UNESCO在《仁川宣言》（Incheon Declaration）中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的 “教育2030”目标——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UNESCO,2015a）。在同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2030议程》”）中，“教育2030”成为全球到2030年要实现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4个目标，因此“教育2030”目标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4”（联合国,2015）。与此同时，UNESCO牵头在中国青岛举办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并通过《青岛宣言》（Qingdao Declaration），向世界发出“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教育2030”倡议（Leveraging ICT for Achieving Education 2030,简称“LIAE2030倡议”）（UNESCO,2015b），首次将促进教育信息化提升至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价值高度，并随之展开一系列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倡导和项目干预工作。

2022年正值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时间中点，一方面新冠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造成的教育中断正在逆转多年来的目标落实成果，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保障学习连续性、提高教育系统韧性、重新构想教育的未来等方面的潜力越发凸显。基于此，2022年9月联合国召开全球教育变革峰会，以共商后疫情时代教育可持续发展危机的应对策略为目标，将“教育数字化变革”列为峰会的四大议程之一（UN,2022）。在此背景下，对于落实“教育2030”目标而言，UNESCO的教育信息化促进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战略意义。

目前，学界对“教育2030”背景下UNESCO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国际共识文件进行文本解读式的研究较多（黄荣怀 等,2016; 苗逢春,2022; 楼又嘉 等,2022），缺乏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UNESCO教育信息化领域工作的全景式观照。鉴于此，本研究对“教育2030”目标提出以来UNESCO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实践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梳理，并对UNESCO在疫情暴发后采取的教育信息化推进举措施以特别关注，从而整体还原当下UNESCO开展全球教育信息化促进工作的逻辑主线，同时剖析这些工作成效背后的隐性挑战，以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加速推进教育信息化、高效落实“教育2030”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二、UNESCO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2030”倡议的动因

UNESCO提出“LIAE2030倡议”，既是对国际社会日益迫切的教育信息化需求的有力回应，也是对自身在协助各国落实该全球倡议上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清晰认知，希望借此稳固在国际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智力引领者地位，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为全面和实质的贡献。

（一）外部需求：新挑战和新机遇下国际社会对教育信息化的迫切需求

UNESCO提出“LIAE2030倡议”的外部动因来源于新挑战和新机遇交织下国际社会日益迫切的教育信息化需求。“新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情况不容乐观。为落实UNESCO在1990年提出的“全民教育”理念，提升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和质量，国际社会就“普及良好的免费初等义务教育”“实现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等在2015年前要实现的六大全民教育目标达成了共识（UNESCO,2015d）。但是，在期限届满之际，仅三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所有目标，而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和武装冲突的加剧更进一步造成了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倒退风险（UNESCO,2015d）。另一方面，全球化加深背景下涌现的民族矛盾、民主制度衰落、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使得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须改革教育，以使教育承担起促进社会团结、民主参与和人类发展的重要使命。对此，UNESCO指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应成为教育的新目标，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p.49-72）。

“新机遇”指的是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变革的加快使其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改革未来教育上的潜力逐渐显现。具体而言，网络费用和数字设备价格的下降加快信息技术在全球的普及步伐，发展中国家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更是呈指数式增长，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预估非洲的智能手机数量将从2015年的2.26亿台暴增至2020年的7.2亿台（UNESCO,2018a），为各类社会边缘化群体通过信息技术获取公平、高质量的教育创造良好条件。此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大量涌现，促进数字学习设备便携程度的改善和应用功能的拓展创新，为国际社会改革未来教育模式，以迎合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提供契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为全面回应多样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2015年5月，凝聚着国际社会共识的《仁川宣言》正式提出作为全民教育目标的延续与升华，并对未来教育愿景进行详细描绘的“教育2030”目标，不仅将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关注范围从基础教育扩展到教育的更高阶段，与终身学习框架的联系越发紧密，而且更加以结果为导向，注重通过教育提升个体从事体面工作所需的技能（UNESCO,2015d）；另一方面，为充分理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潜能，各国在UNESCO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一致认可“终身学习和技能发展是教育2030目标的优先事项”的基础上，就“信息技术具有促进终身学习和全方位学习（life-wide learning）、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其余在技术丰富环境下工作所需技能的潜力，因此可被视为未来教育推动者”的观点达成共识，同时力图通过高级别辩论和专题讨论探讨激发该潜力的有效路径（UNESCO,2015c）。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加速教育信息化的需求已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内部优势：UNESCO在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教育2030”上具备独特的比较优势

“教育2030”目标是联合国《2030议程》中的关键目标之一，而UNESCO则是联合国系统唯一专门的教育机构，因此UNESCO在贯彻“LIAE2030倡议”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权威。除此之外，与活跃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其他组织相比，UNESCO具备的以下这三大独特的比较优势能进一步赋予其在全球顺利落实该倡议的深厚底气（UNESCO,2019a）：

首先，UNESCO在教科文领域专门知识的广博性及其惯用的跨部门和跨学科工作方式与教育信息化的跨界融合特征相符合。教育信息化涉及多学科领域的交叉，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教育中运用的逐渐增多，诸多新兴伦理和人文问题迅速涌现，教育信息化所涉学科面进一步扩大。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UNESCO在总部设立“教育、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化、信息和通信”五个专业技术业务部门，长期在这五大主管领域内发挥全球领导与协调的作用，不论在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还是权威性上均能为教育信息化推动工作的实施提供坚实保障。同时，UNESCO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工作常以多个业务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形式开展，并通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曼谷办事处等总部外各类分支机构获取进一步的专业技能和资源支持。这种以跨部门和跨学科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潜力，为UNESCO设计全面评估新兴技术对教育的伦理影响和有效促进新兴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整体性方法（holistic approaches）提供了良机（UNESCO,2019a）。

其次，UNESCO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秉持的人文主义原则与“教育2030”目标遵循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一致（UNESCO,2019a）。人文主义价值观关注人的发展，强调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尊严。“教育2030”愿景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和发展观”为指导原则，强调必须将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基本人权和确保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加以看待（UNESCO,2015a）。在1945年成立之初，UNESCO便将人文主义理念作为在其主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价值遵循并坚守至今。因此，UNESCO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内的各项工作均坚持“保障受教育人权，服务教育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人文主义目标导向，有效避免其他秉持工具理性主义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私营企业在推动教育信息化中可能出现的“技术发展优先于人权保障”的本末倒置现象，确保信息技术发展始终是促进每个人获得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从而使信息技术在实现“教育2030”目标上的潜能、教育在落实《2030议程》上的核心作用得到合理发挥（UNESCO,2019a）。

最后，UNESCO的教育信息化推动工作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UNESCO,2019a）。不同于经合组织（OECD）等以发达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组织，UNESCO主管领域内采取的诸多战略均是出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考量。因此，在全球教育信息化的推动工作中，UNESCO不仅在政策、资金和资源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予以倾斜，在实践上也聚焦于这些国家教育信息化面临的本土问题并开发针对性干预项目，同时通过举办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研讨会，为扩大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南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教育信息化成果的全球影响力提供独特平台，进而有效实现《2030议程》提出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核心目标（UNESCO,2019a）。

三、“教育2030”背景下UNESCO促进全球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策略

为将“LIAE2030倡议”理念转化为推动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具体行动，同时实现行动的效率最大化和效果最优化，UNESCO在2017年牵头制定的《青岛声明》（Qingdao Statement）中提出了五条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并在之后颁布的各类组织战略规划文件中持续对其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工作重点和预期成果进行调整，推动这五条策略不断完善。就目前而言，可将“教育2030”背景下UNESCO促进全球教育信息化的最新策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坚持“内外联动”推动为基本路线：兼顾教育信息化的国际标准制定和国家能力建设

“内外联动”的推动路线指的是UNESCO一方面负责制定有助于落实“教育2030”目标的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规范，“由外到内”地向成员国政府“输入”组织范围内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最新规范和价值理念，使之融入国家政策法规，完善各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培养成员国内部利益相关方比照国际标准解决当地教育信息化突出问题的能力，使各国“由内到外”地“输出”通过教育信息化有效推动“教育2030”目标落实的地方性经验，进而激励UNESCO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体系的持续改进。

在《青岛声明》中，UNESCO明确表示将协助各国政府“由外而内”将“LIAE2030倡议”的价值理念融入国家政策框架，制定“能充分释放信息技术潜力，提高学习质量及相关性”的教育信息化国家政策和战略（UNESCO,2017）。同时，UNESCO意识到国家政策框架的健全仅仅是该倡议理念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落实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只有加强各国内部教育信息化利益相关各方（包括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社会组织、教育工作者等）依据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标准开展地方性改革活动的意识和能力，才能为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提供充分保障。因此，UNESCO在《青岛声明》中强调为地方各级利益相关者因地制宜制定教育信息化本土化改革方案的能力提升提供“由内而外”式的支持（UNESCO,2017）。

基于UNESCO对自身在各主管领域内的 “思想实验室”“标准制定者”“信息交流中心”“国际合作推动者”“能力建设者”五项职能定位（UNESCO,2014），UNESCO的两条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得以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内外联动”态势，彼此互为促进。一方面，UNESCO通过履行“思想实验室”和“标准制定者”的职责，识别全球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涌现出的阻碍“教育2030”目标落实的新的重大问题，制定或完善相应国际政策，并通过发挥“国际合作推动者”的作用，“由外到内”推动成员国政府对其促成的目标和价值标准形成共识，完善教育信息化国家政策；另一方面，UNESCO围绕各国教育信息化进程中与国际规范相悖的本土突出问题，开发和实施国家或地方层面的合作项目，提升成员国内部利益相关机构和人员解决教育信息化本土问题、成功执行教育信息化国家政策的能力，以此承担“能力建设者”的职责，同时借助“信息交流中心”的功能“由内到外”收集、传播和分享各国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创新实践经验或教训，并及时上升至对国际政策的制定或修订措施，由此“内外联动”为“LIAE2030倡议”理念的全球落实提供“规范形成—实践反思—政策创新”的闭环引领与支持（如图1所示）。

图1 UNESCO遵循“内外联动”策略推进全球教育信息化的示意图

（二）以高效落实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构建贯穿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是国际社会对具备高度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且彼此相互关联的气候变化、贫困加剧等全球挑战的有力回应。因此，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联合国,2015）。其中，教育在加速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证实（UNESCO,2015a），探索“教育2030”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4）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高效协同实现途径也成为UNESCO的重要议题。

基于此，UNESCO在《青岛声明》中提出将协助各国构建贯穿“教育2030”各领域，乃至将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换言之，UNESCO以高效落实《2030议程》为最终目标，致力于提升各项教育信息化促进战略、项目和计划所指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覆盖范围，使之不仅有助于应对各级各类教育领域的公平与包容挑战，而且对化解其他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也大有裨益，从而促进“教育2030”目标下各个具体目标间、“教育2030”目标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协同增效。因此UNESCO强调，此策略的有效贯彻不仅需要成员国内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教育规划等部门）的相互配合，而且离不开财政、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其他各类公共部门的共同参与（UNESCO,2017）。该策略的提出说明UNESCO对教育信息化的价值定位没有停留在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上，而是指向了更高层次的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驱动。

（三）以技术创新和循证决策为根本保障：化新冠疫情下的“教育2030”目标落实危机为机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UIS）所长西尔维娅·蒙托亚（Silvia Montoya）指出：“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育危机并非昙花一现，病例的突然性暴发要求各国教育系统做好随时停摆的准备。”（UIS,2020b）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不仅在保障学校停课期间的教育连续性上彰显巨大作用，更因其在加速教育转型、提升学校抗逆性方面的潜能，被国际社会赋予将疫情下的全球教育危机转化为加速实现“教育2030”目标良机的更高价值使命。UNESCO将“加速教育中的技术创新”（UNESCO,2021d）和“强化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循证决策”（UNESCO,2022d）作为后疫情时代促使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和潜力的根本策略保障。

一方面，UNESCO力求在后疫情时代培育和扩大教育领域的技术创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远程教育是保持疫情下学校关闭时期学习连续性的唯一可行方式。然而，不同国家的学习者之间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学习者之间在网络连接、数字设备、数字技能和素养等方面长期存在鸿沟，这使得多国教育系统并未对转向在线教学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全面远程教学背景下的诸多新兴伦理问题（如网络安全威胁、教与学主观能动性丧失等）也逐渐凸显。因此，UNESCO（2021d）希望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支持成员国在技术应用于教育方面开展以人为本的创新，打破制约信息技术在教育中潜能充分发挥的新旧桎梏，使信息技术成为未来所有人获得更具包容性、有效性和相关性的学习的促进因素，而非阻碍因素。

另一方面，UNESCO致力于加强后疫情时代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循证决策，让旨在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有据可依（UNESCO,2022d）。UNESCO指出，将信息技术在实现“教育2030”目标上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离不开需求驱动、结果导向和资源充足（needs-driven，results-based，and well-resourced）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支持（UNESCO,2022c），而在全球层面对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可获取性、使用情况和影响产生等方面进行定期监测而得的数据，能为各国完善教育信息化国家政策框架提供不可或缺的证据支撑。如前所述，疫情暴发后，信息技术不仅在保障当下的教育连续性上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同时也肩负着全面变革未来教育模式的更高使命，以便在公共危机愈加频发的后疫情时代，为教育的随时中断做好充分准备。对此，UNESCO将全力增强教育信息化相关统计指标和数据的可靠性、全面性和即时性，使各国及时获得制约信息技术履行上述两方面使命的各类挑战及其成因的关键证据信息，并将之转化为对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的完善措施，从而为在后疫情时代加速落实“LIAE2030”倡议扫清制度阻碍。

四、“教育2030”背景下UNESCO促进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具体行动

在上述三大策略的指导下，UNESCO对应采取了以下四类具体的全球教育信息化推进行动，其提出的“LIAE2030倡议”理念也由此得以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并转化为普遍实践。

（一）布局全球协作伙伴网络：“内外联动”紧扣国际标准打造教育信息化本土化促进方案

2015年，在中国伟东集团资助下，UNESCO成立了旨在协助成员国充分激发信息技术潜力以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UNESCO-伟东全球信托基金项目”（UNESCO-Weidong Group Funds-in-Trust Project,WGFITP），给予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等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青岛宣言》《青岛声明》《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等国际共识文件的制定以直接支持（UNESCO,2022f），将“LIAE2030倡议”的价值理念向全球推广，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起涵盖国际组织、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教育机构等教育信息化利益攸关方的全球合作协调网络，使UNESCO“内外联动”推进教育信息化策略的贯彻获得了良好保障。具体来说，一方面，UNESCO充分利用网络内合作伙伴的资金、资源和技术编制与共识文件配套的政策指南，“由外而内”为制定有助于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全部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sector-wide national ICT in education policies）提供统一标准框架；另一方面，借助该网络，UNESCO 得以与各国内部利益攸关方建立起直接联系，“由内而外” 引导各方比照该国际标准，共同设计本土教育信息化促进项目的循证实施方案，并及时将地方实践中的有益经验转化为优化国际政策框架的措施，由此“内外联动”形成“国际共识文件—国家政策指南—地方优秀实践案例—国际政策优化支持”的良性循环，为“LIAE2030倡议”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实基础。

1. 编制国际共识配套政策指南，“由外而内”提供全部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标准框架

全部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是确保教育信息化超越教育系统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获得教育系统内外部门支持与协同的关键。目前，UNESCO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最新政策指南是2022年3月出版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与宏观规划》（Guidelines for ICT in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asterplans）（简称“《规划》”）。《规划》由全球各地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教育信息化专家与UNESCO合力编写，从“使用信息技术的学习场所”和“教育核心要素”两个显性维度和“人本主义价值观”隐性维度构建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框架（如图2所示），为各国政府将共识文件中的“LIAE2030倡议”理念融入全部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规划提供了统一的国际规范框架和有效的实践指南。UNESCO强调，进行教育信息化规划要以“扩大使用信息技术开展学习活动的场所，使之从学校向家庭和社会延伸”为切入点，并在此过程中促成教学方式、教师角色定位等教育核心要素的合理转变，同时要始终将“促进学习和人类发展”的人本主义目标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旨归，给予网络安全等领域以战略优先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此外，为建立从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到行业的全部门高协同推进体系，UNESCO要求成员国在进行教育信息化政策规划时应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和与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相关的所有核心主题。基于此，UNESCO（2022c）结合当下“教育2030”目标落实中的关键挑战，提出了“学校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信息化”“数字学习资源”等7个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重要领域，要求各国的全部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规划应全面覆盖这些领域。

图2 UNESCO（2022c）设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框架

另外，UNESCO还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开放教育资源”“人工智能与教育”视为教育信息化政策规划必须要考虑的三大领域，并在WGFITP的资助和合作网络伙伴的支持下陆续开发了第三版《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框架》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开放教育资源政策制定指南》（The Guidelin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Policies）和《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等专题政策指南，引导各国将“通过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有效使用开放教育资源和人工智能以加速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措施纳入全部门教育信息化政策和规划的主流。

2. 深入本土开展国家需求评估，“由内而外”共商教育信息化促进项目的循证实施方案

针对发展中国家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制约“教育2030”目标达成的突出问题，UNESCO开发并实施了诸多具有直接干预作用的国家旗舰项目。在项目实施前，UNESCO会深入目标国本土，与政府、企业、教育机构、教师、工程师等利益相关各方组建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国家项目团队（national project teams），围绕本国所处发展阶段、教育系统特点、本土教育信息化挑战等话题开展广泛的国家需求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与上述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标准的差距，编写循证项目文件和具体工作计划。这不仅实现了干预项目与“LIAE2030倡议”的衔接，而且保障了各国在项目全程的领导权与自主权，确保项目响应具体的国家需求。因此，即使是同主题的教育信息化促进项目，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方案往往大相径庭。例如，根据纳米比亚学前教育教师素质低的现状和埃塞俄比亚科学和数学教师数量短缺的困境，在WGFITP和“UNESCO-中国信托基金项目”（UNESCO-China-Funds-in-Trust project）支持下，UNESCO（2018b）分别在两国开展以“学前教育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培训”和“科学和数学在线课程/模块开发”为侧重点的教师教育信息化促进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UNESCO通过建立项目专题网站、筹办项目国家间的跨国研讨会、邀请各国项目团队成员参与移动学习周（Mobile Learning Week）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经验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过程中，UNESCO会及时吸收可复制性较强的本土成功经验以服务于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文件的编撰，上述《规划》和《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框架》等文件均是在借鉴大量优秀地方实践案例基础上制定而成的。

（二）加速发展青年数字技能：以青年信息技术教育为杠杆高效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当下，作为“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的青年一代成长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时期，在接受前沿技术和掌握创造性数字技能上拥有天然优势。由此，UNESCO（2022g）发起以“利用计算机科学教育增强青年学生的数字技能与素养，激励其为解决当地可持续发展问题创建移动应用程序”为核心旨归的全球教育信息化旗舰项目——“青年移动倡议”（YouthMobile Initiative,YMI），并随时代发展逐步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力纳入教育和培训范围，从而将强调技能提升和终身学习的“教育2030”目标的落实与其他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青年信息技术教育与培训业已成为UNESCO推动《2030议程》高效落实的关键杠杆。

YMI以非洲为重点，与成员国内公共部门、青年组织、私人企业、校长、教师合作，展开青年信息技术教育培训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工作，提高青年学生的编码知识、技能以及对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解（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等）。同时，YMI还会组织专题编程竞赛、创业和营销活动，激励学员运用习得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围绕当地可持续发展突出难题踊跃提交创新型应用程序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YMI发起的各项培训和竞赛均会对青年女性的参与度施以特别关注，并举办仅面向女童的项目与活动，加纳的“女童可编码项目”（Girls Can Code project）和坦桑尼亚的“女童创业峰会”（Girls Entrepreneurship Summit）便是典型代表。疫情发生后，YMI更是以“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挑战应对”为主题组织了多次全球人工智能素养培训和编程竞赛，充分唤醒青年学生（尤其是青年女性）的数字创造力，为学校教育连续性保持、独居老人看护、传染病风险监测等疫情下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贡献人工智能解决方案（UNESCO,2021a）。综合而言，除了能产生有助于实现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字解决方案之外，YMI对非洲、女性等弱势群体青年的关注还将直接服务于“无贫穷”（可持续发展目标1）、“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5）、“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10）的推进（UNESCO，2019b）。

（三）有效化解技术创新风险：在后疫情时代加速构建技术赋能的有韧性教育系统

在“强化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技术创新”策略指引下，UNESCO在理念层面凝聚技术创新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国际共识，在实践层面联合全社会用“以人为本”的方式设计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的综合性创新型技术解决方案，力求在危机和冲突频繁的后疫情时代，汇聚全球之力化解各类新旧技术创新风险，实现使用新兴技术构建比疫情前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教育系统的最终目的。

1. 凝聚技术创新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共识，确保新兴技术服务于教育共同利益

UNESCO围绕“技术创新对后疫情时代教育的多重影响”这个关键议题，通过发布国际法律文件、发起国际论坛、开发培训课程与资源库等行动，凝聚教育领域技术创新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共识，为确保技术服务于教育共同利益奠定理念基础。UNESCO采取此类行动的出发点主要可从两方面加以考量。一方面，教育领域技术创新的伦理挑战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质，涉及教育利益相关个体（师生和家长）及其互动、主权国家教育体系、环境和生态系统多个层面，既包括技术获取的公平性等传统问题，也涵盖新兴技术使用中的数据隐私与安全威胁、算法性别歧视等新兴难题。对此类挑战的清晰认知是最大程度规避技术创新对“教育2030”目标负面影响的必要前提（UNESCO,2022a）。另一方面，提升成员国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的准确理解则能在全球厚植创新文化，进而为各国大力探索利用技术改革传统学校教育模式以加速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创新有效方法提供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UNESCO在广泛的全球咨询与政策辩论的基础上发布了《全球教育互联互通宣言》等诸多国际共识文件，就“在正义、公平和尊重人权的原则的指导下，整合新技术以变革教育系统，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后疫情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愿景，及其配套的核心原则和政策行动领域达成全球承诺（UNESCO,2022b）。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份文件当属2021年颁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和《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全球教育报告，指导成员国监管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教育应用中的各类社会伦理问题，并从教育学、课程、教学、学校和生活各领域中的学习五个维度出发，为各国使用技术重构未来教育生态系统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行动框架。为进一步提升上述法律文据的全球影响力，督促成员国将政治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UNESCO就“引领人工智能创新，服务人类共同利益”（UNESCO,2021e）、“利用开放式教育资源建立抗逆性学习系统”（UNESCO，2021c）等主题召开国际论坛和研讨会，引导各国政府代表展开广泛的政策对话和经验共享。

此外，在爱立信、网龙等企业的支持下，UNESCO开发了“数字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在线课程（UNESCO,2022h），创建了“面向 K-12 的人工智能教学”一站式资源平台（UNESCO,2020a），以期为政策决策者、教育工作者、学生等利益相关方理解新兴技术为教育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掌握合乎伦理地利用各类新技术实现“教育2030”目标所必备的技能与价值观，提供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指导。

2. 以构建更具包容和韧性的教育系统为目标，联合全社会创新综合性技术解决方案

UNESCO清醒地认识到将上述国际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教育信息化推进措施以促进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变革，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资源、技术支持。由此，UNESCO通过发起和加入全球互助性联盟、巧设全球法定奖项的年度主题、实施“技术支持的全民开放学校”（Technology-enabled Open Schools for All）项目等方式，激励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用以人为本、符合伦理、鲁棒的方式，整合各方的技术、数字内容和数字技能储备，共同创新能促进后疫情时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全面变革，建立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国家教育系统的综合性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在疫情危机初显的2020年初，UNESCO充分发挥其卓越的全球召集力和影响力，分别建立和加入具有互助性质的全球教育联盟（Global Education Coalition）与“为了疫情的开放式教育资源”倡议（OER4Covid initiative），集结全球公共和私营实体的数字技能与资源，并将其与国家教育需求进行匹配，以高效且符合伦理的方式为各国在疫情下向在线学习平稳过渡，以及在疫情后利用前沿技术重建更具韧性的教育系统提供针对性支持（UNESCO,2020b）。与此同时，UNESCO教育信息化奖（UNESCO ICT in education prize）将2021年度征奖主题定为“包容性抗危机学习系统”，并将“网络和数字设备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为师生提供与年龄匹配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技能培训”“保护师生的数据隐私和共同福祉”作为需同时满足的申请要点，鼓励世界各国的个人、组织和机构紧扣该主题，提交经实践验证卓越有效的创新型信息技术解决方案（UNESCO,2021b）。这种向全社会开放申请的全球法定奖项不仅协助获奖方案获得进一步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更为优秀方案的交流互鉴和全球推广搭建良好的平台。

为进一步提升技术解决方案的综合性，推动社会系统内的跨部门和跨领域合作，UNESCO（2022c）还创造性地提出“技术支持的开放学校”（technology-enabled open schools）概念，具体指的是将各类数字和非数字技术方法结合起来的开放式教学模式（open delivery modality），使课程学习、技能培训等教育服务的提供地点突破学校的限制，延伸至家庭、社区学习中心、临时避难所等所有安全场所，从而在未来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类危机导致的学校关闭。基于此概念模型，2020年9月UNESCO与华为公司联合启动旨在提升非洲各国教育系统的包容性和韧性的“技术支持的全民开放学校”三年期项目，为非洲国家通过整体性方法设计、试点测试和扩大技术赋能的开放式学校系统提供基于国情的个性化指导与帮助（UNESCO,2020c）。

（四）提供科学决策证据支撑：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教育信息化全球数据库

信息技术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对信息技术在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内作用的发挥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也由此获得联合国的高度重视（UNESCO,2022i）。鉴于此，作为UNESCO下属的 “教育2030”目标跨国可比监测数据的官方来源，UIS长期致力于开发和优化有助于衡量信息技术在实现“教育2030”目标上潜能发挥情况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并通过向各国发放在线年度调查问卷以收集相应的指标数据，建成了内容丰富且范围广泛的教育信息化全球数据库（UIS,2022a）。

目前，数据库涵盖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法律框架完善情况、教育机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配备条件、教师数字（教学）技能掌握程度等十余个主题域下的指标和数据，以切实反映成员国教育系统与信息技术融合情况，并将部分数据按教育阶段与性别进行分列，协助各国正确理解不同教育阶段下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差距和数字性别鸿沟困境（UIS,2022b）。基于对库内数据的处理与分析，UIS（2022a）还发布了针对阿拉伯、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估报告，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旨在落实“教育2030”目标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决策提供更为直接和科学的证据支撑。疫情危机蔓延后，UIS更是在第一时间宣布提高库内数据的更新频率，以应对“教育2030”目标落实进程受到的破坏性影响（UIS,2020a）。UIS还于2020年5月推出了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教育信息化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国际可比性的《实施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使用情况调查的实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to Implement Surveys on ICT U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不仅针对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评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型指标，还就规划和实施大规模教育领域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的国家调查提供分步指导，从在学校普遍停课的背景下，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有效的远程教育应对政策和战略保驾护航（UIS,2020c）。

五、总结与展望

作为负责领导并协调“教育2030”目标落实的联合国专门机构，UNESCO在充分考虑国际社会日益迫切的教育信息化需求并组织本身在推进教育信息化上的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向全球发出“LIAE2030倡议”，并在多年的倡议落实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清晰的实施策略与实用的行动框架。

然而，根据UNESCO（2019a）对教育信息化领域工作的评估报告，与其在全球层面统一教育信息化政策目标和价值理念上享有的高权威性相比，除“移动学习周”和“青年移动倡议”等个别项目外，UNESCO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大部分教育信息化能力建设活动的知名度和实施效果明显偏低。换言之，各国的教育政策规划体现出了通过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良好意愿，但政府往往无法确保这些法律和政策得到落实，这主要是由UNESCO与全球教育信息化领域多元化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张力、竞争与制衡导致的。一方面，UNESCO的国际组织职能和国家功能间存在张力，无法越过国家主权对其法律事务和公民实施长臂管辖（石雪怡 & 樊秀娣,2021）。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由于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电力和电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等多种原因，进而采取消极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和行为的情况下，UNESCO无权对此进行直接纠偏和强制约束。另一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秉持工具理性主义的国际组织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设和地方性项目实施等方面越发积极，近年来私人数字技术供应商也凭借其在用户数据隐私掌握和行为模式识别上的优势，参与到国家教育信息化准则制定和监管的竞争之中。这对UNESCO保持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引领者地位，实现其提出的基于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教育2030”目标产生威胁（UNESCO,2019a）。因此，在“教育2030”目标任务日益紧迫与疫情助推的教育领域数字技术普及应用发生历史性重叠的背景下，UNESCO更需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教育信息化和牵头实现“教育2030”目标上的独特比较优势。一方面，UNESCO应将减轻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的法律与道德风险的措施纳入全球教育议程和标准制定的主流，保持在上游教育信息化国际政策设计与前瞻性理念倡导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UNESCO需增加在下游开展本土教育信息化促进项目过程中前期规划和设计阶段的用时，提升国家内部各类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对当地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突出问题的一致性理解，以及协同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解决方案的积极性和能力，同时为这些本土项目的评估报告制度构建详细的变革理论，强化各方对特定国情下“哪些干预措施行之有效”和“如何行之有效”的理解，并及时将相关经验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进行大力推广，逐步影响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以便为后疫情时代“LIAE2030倡议”的加速落实提供更为牢固的“规范形成—实践反思—政策创新”闭环引领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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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Strategies and Actions of UNESCO in Promo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under “Education 2030”

Xueyi Shi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in education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ICT in education and l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2030”,UNESCO put forward “Leveraging ICT for Achieving Education 2030” global initiative and proposed three basic strategies to implement the initiative including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esign and 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for ICT in education,integrating solutions for ICT in education acro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and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and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of ICT in education in the post-COVID era. Based on these strategies,UNESCO has respectively taken four measures,including developing the ICT in educ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s based on bo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tak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the youth as a lev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chnology-enabled resilien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ost-COVID era,and establishing a global database of ICT i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owever,the tensions and balances between UNESCO and the diversified interested parties of ICT in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restri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UNESCO’s national and lo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promote ICT in education to some extent. As the task of realizing “Education 2030”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these finding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UNESCO’s promotional pattern of ICT in education.

Keywords:Education 2030; UNESCO; ICT in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作者简介

石雪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准聘—长聘’制改革的实施效应及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JC88007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