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课后服务行业报告

云栖网：问题缘起

•课后服务不是单独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和社会问题价值耦合的产物。学生已下课而家长尚未下班，这一“间隔时间”的存在，催生了学生和家长双方的需求。学生的需求在于安全看护、课业减负与综合成长，家长的需求在于从课后看护中解放并安心工作。

全球视野

•从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起步早、体系较成熟，中国仍处于早期。从发展现状来看，各国的服 务对象、参与率差异较大，中国、俄罗斯总体参与率较高。

•1）发达国家美国：公立学校主导，资金来源以家长缴费为主，课程服务内容丰富，有着多级评估监管体系，但总体参与率较低，且阶级分化严重；2）教育强国瑞典：政府主导推动，收费方式灵活，监管、评估体系完善，十分注重内容质量建设，但以低龄段学生参与为主，师资匮乏是难题；3）亚洲国家日本：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并制定标准，社区志愿者、老人等贡献大，但学生覆盖不够均衡，两部门合作模式仍在探索中。

国内概览

•中国课后服务行业的政策驱动特征明显，经历了需求酝酿探索、规范普及、保障提效的三个阶段，收费规范也从明令禁止走向获准普及。当前，中国课后服务是承接素质教育、“ 双减”落地、家长需求的集合体。

•预计2023年中国课后服务市场规模达1176亿，其中华南、华东地区规模占据全国前二。课后服务市场仍处于发展早期，除少数头部企业外，整体市场十分分散，存在大量地方特色机构。从商业模式来看，课程内容、平台运营、师资服务等垂直服务与综合集成方案并存，区域统 筹与单校招采模式并存。

•2022年全国学生参与率达92.2%，但存在较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同时高低线城市的开放度和商业机会也差异较大。其中广东因市场化成熟、制度建设更加规范、家长认可并广泛参与等因素，课后服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趋势建议

•在规模化与高质量的核 心矛盾下，中国课后服务当前存在资金、师资、课程、标准、商业化五大痛点。

•学习国际经验：我国在课程建设方面应当提升教育属性，深化素质教育实践，挖掘社区力量等社会师资，同时在监 管评估方面，应当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平衡家长与财政支出，完善评估体系。

•发展国内特色：各垂直服务商的发展策略各异，课程内容服务商需提质重版权、师资服务商可拓龄拓业务、平台运营商重在业务转化。在 校内外协作方面，校内重在素质教育普及与兴趣启蒙，校外重在个性化服务与兴趣培养。

问题缘起

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在课后服务场景下的价值耦合

课后服务不是单独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价值耦合的产物。从学生视角来看，在中、韩等学生课业压力较重的国家，课后服务体现为安全看护、课业减负、素质成长的多重价值，而在欧美等学生负担较轻的国家，主要体现为安全看护和素质成长的两重价值。从家长视角来看，二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渗透，女性劳动者在市场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伴随着女性就业率提高，为儿童提供课后服务、使家长安心工作的重要性凸显。由此，在课后服务场景下，关乎学生福祉的教育问题和关乎女性就业的社会问题实现了高度的价值耦合，对各国政府及社会提出关注需求。

概念范围

中小学校主导、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对象的课后服务活动

在国际和国内视角中，课后服务的内涵总体一致，指的都是在基础教育时间以外针对中小学生提供的服务或活动，但在具体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上有所差异。从服务对象来看，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更关注小学及之前的学龄儿童，美国、韩国、俄罗斯关注小初高的全年龄段，而中国和日本更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服务提供者来看，国际视角下课后服务的供给主体更加广泛，如美国一半的课后服务由公立学校以外的组织提供，英国、爱尔兰以校外机构供给为主，日本的社区力量贡献突出等。而当前中国课后服务仍以学校为主阵地和主渠道，普遍推行“5+2”的模式。由此，本报告国内部分的研究范围为以中小学校为主导、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主要对象开展的课后服务活动。

多国演进历程

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起步早、体系较成熟，中国仍处于早期

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的课后服务在19世纪下半叶萌芽于民间力量中，起步较早，相应的其政府能力介入也较早。而各国家的相关立法时间大多徘徊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中澳大利亚、瑞典、芬兰都颁布了更具针对性的独立法案，步伐相对超前。在立法后，各国均相继推出课后服务的质量评估和监管标准，不断完善。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的起步时间最早，服务体系也更为成熟，而中国当前相关法律保障和评价标准均有待明确和完善，处于发展早期阶段。

多国发展现状

各国的服务对象、参与率差异较大，中国、俄罗斯参与率较高

发达国家-美国

公立学校主导，资金来源以家长缴费为主，多级评估监管体系

美国课后服务项目主要设立在公立学校内部，一半的课后服务项目由公立学校组织提供，但资金来源以家长缴费为主，占比达76%，且94%的家长对课后服务表示满意。师资主要由在高教师、大学生和社区成员等构成，家长也充当了17.5%的志愿者，且大学会定期举办专门针对课后服务的教师培训。美国课后服务有着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含国家级、州级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个层级，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推动高质量课后服务的内容建设。

教育强国-瑞典

政府主导推动，收费方式灵活，监管、评估体系完善

瑞典的课后服务体系总体较为完备。以政府作为主体，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支持课后中心建设，且承担大部分开支。家长需要承担小部分费用，且有着阶梯收费制、城际补偿制等灵活的收费方式。瑞典课后服务对师资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要求其取得瑞典法律规定的教育学相关学位和证书。同时，瑞典政府于1992年和2007年两度发布《休闲中心质量指导方针》，对市政府与休闲中心的责任分工，休闲中心的人员密度、学生规模、员工能力、场所环境等多重维度提出规范要求，推动瑞典的课后服务逐步建立完善的监管和评估体系。

亚洲国家-日本

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并制定标准，社区志愿者、老人等贡献大

日本课后服务主要由政府与社区承担核心角色与责任，社会提供辅助力量。政府主要负责制定实施标准，提供学校、公营儿童馆等公益性场所，并承担主要资金来源。社区则通过招募符合各类要求的志愿者为课后服务输送主要师资，其中不乏退休教师或具有教育背景的老年人。社会主要通过提供检查与评估服务、提供民营场所等方式，为课后服务事业提供辅助性帮助。

行业背景—社会因素

课后服务是承接素质教育、“双减”落地、家长需求的集合体

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2022年更是跌破了千万大关。随着适龄儿童数量的减少，可能带来教育及升学选拔方式的转变，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落地的可能性提升。从国家层面来看，《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和《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两文推动下，课后服务逐渐确立素质教育主阵地的定位。同时，“双减”前校外学科培训挑战校内主体地位，校内课后服务已成为“双减”政策落地的重要载体。从家长层面来看，过半数的家长明确认可课后服务开展的必要性，并希望通过课后服务解决“照看孩子写作业”、“匹配接送孩子时间”、“提供素质类课程”等需求。由此，课后服务已成为承接素质教育、“双减”落地、家长需求的集合体。

行业背景—政策演变历程

3点半难题激发需求，政策推动下由规范普及走向提质增效

20世纪90年代，应试教育的弊端逐渐凸显，素质教育推进力度逐渐加大，中小学减负问题的治理逐步落地。2009年，在“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的政策要去下，课后服务的需求被“3点半难题”正式激发出来，各地方政府开始自行探索。2017年2月，课后服务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并进入1.0发展阶段，逐步确立三大基本原则“自愿参与，公益普惠，育人为本”，并开始对收费、覆盖率方面提出标准，课后服务逐步规范普及化。2021年7月，随着“双减” 政策的落地，课后服务进入2.0阶段，政策针对课后服务内容的多元化、社会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保障提效成为目前我国课后服务领域的发展重点。

行业背景—政策费用规定

收费从明令禁止转向获准规范，各省明确经费来源与使用维度

我国课后服务在收费问题上经历了从明令禁止到政策松动，最终发展至允许收费并规范普及的历程。其中尤其在2017年前后在能否收费的问题上经历了短时间内的大型调整，直到2018年政策正式为课后服务向家长收费提供政策依据。此后各省市教育局、发改委等部门逐渐开始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课后服务领域的费用相关制度。其中经费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与代收费，经费使用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的人员补贴与支持性支出。

行业现状—产业图谱

行业现状—市场规模

2023年预计达1176亿，华东、华南地区规模占据全国前二

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消散，“双减”政策的逐步落地，在“三年内成效显著”的政策要求下，预计2023年课后服务的市场规模将达1176亿。从规模结构来看，课后服务的市场规模分为政府和家长出资两部分，在公益普惠的原则下，采取财政基本保障、家庭适当分担的资金结构。具体来看，政府方面包含各地的专项财政补贴、以及部分生均公用经费，家长方面包含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东和华南地区由于财政扶持力度较大，家长付费意愿和能力更强，占据全国前二位。

行业现状—商业模式

专业集成：课程内容引流、平台运营占位、师资服务强运营

当前课后服务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从垂直服务来看，课程内容进校、平台运营占位、师资服务连接都处于早期圈地占领阶段。在当下资金有限、使用规则不明的背景下，通过低价、免费的方式占领用户心智、培养用户习惯则成为有效的策略，进而谋求后续的付费和盈利，但这种模式当前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而师资服务重运营能力，分为自营模式和平台模式，更考验稳定的师资来源和高水平的师资素养。如果说垂直服务更考验与校局的客情关系，那么集成的综合服务则更考验与生态伙伴的合作关系，这通常需要一家资源或渠道强势的企业作为集成方，主导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的建设与招投标等事宜。

地方特色：依托本地特色与轻便高效的服务在地方游击盘踞

课后服务具有较强的地方属性、线下服务、数字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这使得少数远距离的头部企业存在鞭长莫及的难题，而同时各地学校门口存在着大量的小作坊式的课后服务机构，依托其本地特色服务、学校领导的高信任度、轻便高效的进校和离场优势等，可以在学校需要时即招即用，也可提供稳定的长期服务。这使得这类地方机构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更强，在地方灵活游击，长期服务之后，便可以盘踞占领。但同时，受限于企业规模与地方资源，与头部公司相比，跨省、跨市的运营则会显得乏力，同时教研能力、高质量课程也缺乏相应保障。专业集成类的企业与地方特色类的企业在服务规模、教研质量、地方属性等方面存在着短板互补的空间和可能，若能将二者的优势结合，或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

行业现状—区域情况

总体参与率92.2%，呈现东南沿海偏低，中西部偏高的态势

根据教育部2022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课后服务的学生自愿参与率达92.2%，从各地区情况来看，70%的地区课后服务学生参与率达90%以上，总体参与率较高。从地区分布来看，东南沿海、经济更发达的部分区域如山东、浙江、广东、广西等学生参与率偏低，甘肃、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参与率反而偏高。这可能由于东南沿海城市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家长的选择更多，且付费意愿和能力更强，更倾向于选择校外的高质量的个性化课程，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欠缺，且家长付费能力相对较低，具有公益普惠性质的校内课后服务已经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基本需求。

行业现状—高低线城市机会差异

高线城市机会小，低线城市需求旺盛、有收费空间和政绩需求

课后服务行业当前在各地区的发展较不均衡，从前述的地区参与率分布也可见一斑。作为典型的“政府生意”，除渠道建设和政企关系外，客观上不同地区对于第三方机构进校的开放度和商业机会本就存在差异。具体来看，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上深基本实现了财政全覆盖，机构缺乏收费空间，同时这类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校外场所丰富，家长对教育服务的要求较高。课后服务作为新生事物，产品及服务仍待完善。而二至五线城市则存在优质教育资源需求高和适当的收费空间，同时相比于高线城市学校较高的教育新基建水平，低线城市同时存在一定的政绩需求，政府及学校希望通过课后服务实现示范区、标杆校的打造。

发展历程：社会需求下自发举办，政策影响下中断与重启

广东的课后服务同样起源于放学后孩子无人看管的社会需求，由校内托管逐渐演变而来，并经历了政策影响下的中断与重启。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需求诞生后，广东政府及学校承担起了有偿午休和托管的职责，尽管存在卫生、学生负担等问题，但基本满足了家长的托管需求。2001年之后，政府从遏制乱收费和减轻学生负担出发，加强对校内收费的监管，使得广东的校内托管趋于停滞。2017年，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使得课后服务成为国家政策，广东将课后托管正式升级为课后服务，并提供全方位的指导、管理和服务。

发展现状：服务时段和内容全、服务模式成熟、收费标准高

2018年，广东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随后广东各市相继发布相关政策，将校内课后托管升级为课后服务，从服务时间、服务对象、服务模式、服务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和工作指引。具体来看，广东课后服务的时间长、内容丰富，包含正常上课日从早餐到下午课后服务；其次，广东的课后服务主体明确，权责相对清晰，服务模式成熟；同时，广东课后服务的费用标准较高，含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三种，如深圳基本实现财政全覆盖，同时广东的第三方机构代收费标准也高于全国水平。

领先优势：市场化成熟、规范化建设、家长认可与广泛参与

广东课后服务起步早，经过长期探索逐步确立现有模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优势和经验可概括为市场化成熟、规范化建设及家长认可与广泛参与三点。首先，处于东南沿海的广东，市场化本就比较发达。广东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进校，同时给予企业较大的市场空间，且招投标模式较为成熟；其次，经过多年的试点及推广、课后服务立法尝试以及多级审查评估机制建设等，广东课后服务的体系已较为规范化；更重要的是，广东的家长在课后服务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服务认可到成本共担再到全程的质量监督，家长与政府、市场一起做到了对课后服务的协同治理，共同推动了广东课后服务的高水平发展。

因病问诊—中国课后服务发展痛点

规模化与高质量核心矛盾下，资金、师资、课程等五大痛点

在中国学龄儿童基数较大、课后服务具有公益普惠性质的背景下，当前课后服务的核心矛盾就体现为规模化与高质量平衡的矛盾，具体来看，当前的发展痛点是体系化的。从主导者来看，普惠原则下，财政支出作为大头，支持力度仍不足，家长收费标准、使用规则仍不明晰；从师资情况来看，当前存在师资的结构性短缺、师资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从课程内容来看，素质类课程体系未建立，配套基础设施受限，作业辅导仍占据较大比例；从评价体系来看，当前服务平台标准建设较领先，但课程内容、师资服务等课后服务整体评价体系待建立；从可持续性来看，公益普惠原则下，商业利润空间较小。

国际经验—监管评估

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平衡家长与财政支出，完善评估体系

国内特色—垂直服务策略

课程内容提质重版权、师资服务拓龄拓业务、平台运营重转化